简牍，取材竹木，是纸张面世之前记录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据不完全统计，我国迄今发现超过30万枚简牍。
承载着千年历史与文化的简牍，出土后有的字迹氧化辨识不清，有的呈现为糟朽木片或软烂成泥状态，交错堆叠互相粘连。
“新华视点”记者正常采访发现，近年来已有十多万枚简牍通过抢救性修复重获新生，但全国范围内仍有数以万计“排队”等待保护修复，这一工作面临多重难题。
简牍主要流行于战国、秦汉至魏晋时期，这一段时期正值我国历史嬗变的重要时段。武汉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简帛研究中心主任陈伟认为，作为这一历史进程的原始记录和直接遗存，简牍比传世文献更具特别价值。
兰州大学文学院古文字学学生王瑞霖每周都参加学校与甘肃简牍博物馆联合举办的“读简班”，在他看来，简牍再现了很多生动有趣的历史细节。“比如悬泉置遗址出土简牍中记载了边关小吏餐食、账目甚至挨骂的故事。这让历史充满了温度。”他说。
目前，我国发现的简牍大多分布在在湖南、湖北、甘肃三省。其中西北地区出土的基本为“干简”由于出土地气候常年干旱，简牍早已自然干燥，后续保护主要考虑温湿度和空气环境；而南方地区出土的多为“饱水简”，存在糟朽、残缺、开裂、变形变色、微生物侵害、盐类病害等多种问题，保护修复更为复杂。
国内简牍修复领域实力最强的湖北荆州文物保护中心，近年来累计完成13万多枚竹木简牍的脱水工作，饱水简牍修复量占全国90％以上，但仍有37000多枚简牍在“排队”等待修复。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简牍保护实验室文保人员张晓英说，修复只是简牍保护中的一个环节，研究院待采取保护的方法的简牍数量约14000枚，实验室每年只能完成约2000枚简牍的保护工作。由于研究院同时承担考古发掘工作，除了保护已出土简牍，还要随时“迎接”新出土简牍，简牍保护修复时间进一步拉长。
记者采访发现，大量简牍等待保护修复的背后，一种原因是近年来简牍大量集中出土，存量激增；另一方面，简牍自身特性决定了其保护修复难度大，专业简牍修复人员缺口也相对较大。
记者梳理发现，近些年，多地出土大量简牍。2021年，荆州王家嘴墓的楚墓中发现3200余枚战国简牍；2023年，湖南郴州渡头古城遗址发现1万余枚吴简；2023年底公布的荆州秦家咀墓地出土战国竹简3900余枚。
“近三四年各地出土的简牍数量，可能超过之前很长一段时间的总和，有的地方一次性就出土了上万枚。”中心主任方北松说，原有存量等待修复，增量集中出现，加剧了“排队”现象。
专家介绍，除了存量大、增量多，简牍自身特性也给保护修复工作带来诸多挑战。
“饱水简长期泡在地下饱水缺氧的环境中，出土后如同煮得软烂的面条，氧化后迅速变黑，字迹常有脱落，且碎片数量巨大，保护难度极大。”方北松说，简牍保护修复每一个步骤都要细心操作，稍有不慎就可能损坏简牍上的文字。
除了清洗脱色、脱水加固、干燥定型、粘接修复等步骤，还需进行红外扫描、数据采集、文字隶定等操作，为后续研究做准备。
荆州文保中心简牍项目负责人史少华近日赴云南与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一同修复云南河泊所出土的15700多枚木牍，预计到2027年全部完成。
多位专家这样认为，简牍保护修复还应进一步从技术、标准、人才等方面入手，多点发力，让凝聚祖先智慧、民族历史的鲜活史料焕发光彩。
针对当前存在的简牍“排队”等待保护修复现象，受访专业的人建议，提高简牍保护修复的数字化建设和科学技术创新能力。“技术的更新迭代对简牍保护修复很重要。我们现在使用的保护技术，结合了物理、生物、化学等多个学科内容，并在此基础上相应扩展。”史少华说。
2021年起，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简牍进行数字化保护，通过高精度三维拍摄建模，将包含简牍材质、形制、文字在内的所有信息转化成数字化信息。
据了解，简牍的保护修复和整理研究还没有统一标准。专业的人建议，邀请权威专家集体论证，制定全国性的标准和工作规程，明确责任主体，设定修复期限。
不同于青铜器、金银器等文物，简牍往往内容晦涩难懂，研究群体范围小，被称为“冷门绝学”。随国家扶持力度加大，各地高校持续加大简牍学人才教育培训。但目前，高校培养的相关人才仍以简牍研究为重点，简牍保护修复人才不足。
甘肃简牍博物馆科技保护部副主任常燕娜建议，进一步加大相关人才教育培训，注重学科交叉，统筹简牍学、文物保护、化学等领域的人才，同时优化博物馆保护研究条件，在实际在做的工作中培养人才。（据新华社北京4月1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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