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人注意到，一开年，在各地方政府所抓主要工作中，优化营商环境是普遍的关键词。这项工作在当前的重要性为何格外凸显？又该怎样抓到点儿上？
优化营商环境，是个常谈常新的话题。结合内外发展形势来看，这在当下更具现实针对性：
一来，“特朗普2.0”为本就动荡的世界注入更多不确定性，保持相当速度的经济稳步的增长，是我们驾驭大变局的基础和关键。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更是引领经济发展和技术创新的重要力量。优化营商环境，是对企业的最好支持，也是对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巨大助力。
二来，DeepSeek的横空出世在全球AI领域掀起风暴，连带其他一些新势力公司成为全世界瞩目的“东方神秘力量”。怎么样打造一方沃土，让自家的土地上长出这样的大树，成为各地的普遍关切。
营商环境要抓，但抓什么、怎么抓，很考验治理智慧。这么多年，各地举措本质上围绕两个关键词展开。一是“提效”，对程序过繁、耗时过长、成本过高的审批式管理进行改革，避免企业跑断腿、磨破嘴。二是“让利”，给予投资经营主体用地保障、税收减免、财政补贴等优惠政策。
“提效”与“让利”在一定时期和一定条件下都是必要的，也受到了企业的欢迎，甚至一度成了优化营商环境的主要抓手，但以长远目光来看，这两招终究是有限度的。
先说提效，管理清单再短，必要的审批也不能丢；审批时间再短，也不能为零。再看让利，本身不属于市场经济的基本做法，而且非常容易造成各地形成“内卷式竞争”。
诚如经济学者所言，我们充分理解各级政府在营商环境建设方面的责任心和创新性努力，但凡事要讲科学、要合规律，好的营商环境并不是无成本、无条件满足企业需求。
现在，大部分地区优化营商环境的着力点开始变化，“无事不扰，有求必应”渐渐成为共识。通俗地说，就是坚持“最小必要原则”，政府部门减少多头执法、重复检查、监管碎片化等现象，给足企业心无旁骛、自主生长的空间，同时在企业要帮扶的时候，积极回应，拿出办法。
这确实是一个更符合规律的工作原则，但反观一些政府部门的行为，是不是符合“无事不扰，有求必应”呢？恐怕也不尽然。
比如，某些关心其实是打扰。有的政府部门热衷于问需于企，三天两头跑到企业召开座谈会，问一问“你干了什么”“你要说明”。这种履职尽责、主动作为的态度值得肯定，但必须得说，企业自有其工作安排，政府部门问得勤、管得多，也会打断企业的节奏。
比如，某些重视其实是负担。有的政府部门对本土标杆企业颇为自豪，甚至将其打造为调研参观的打卡地，动辄安排人员前来考察、学习。若以一些部门的思维来看，这是对企业的重视，是无声的褒奖，但从企业的角度来看，越是大领导的来访，越需要高规格的接待，哪能不费心劳神呢？上述悖论恰恰反映出一些政府部门习焉不察的思维定式，从自己的办事习惯出发，用自己的方式来表达对企业的爱护。但实际上，“政府与企业如同‘谈恋爱’，重要的不是你为对方做了什么，而是你清楚对方要说明。”那么，企业，特别是创新型组织，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呢？
“创新需要尽可能少的干预和管理，让每一个人有自由发挥的空间和试错机会。创新往往都是自己产生的，不是刻意安排的，更不是教出来的。”这是梁文锋的回答。
此前还有人问大疆创始人汪滔：在初创期，当地为大疆做了什么？据说其回答是：“什么也没做，但这就是最大的帮助。”
趋同的答案说明了共同的道理，企业要一方静谧的空间，所谓“无事不扰”，归根结底要以企业的感受来评判。
当然，“无事不扰”不等于“无所作为”，各地也都承诺“有求必应”，有的领导干部对企业拍胸脯，“在我们这里，你有任何事，都可以找我”，企业家可以直接找领导干部办事也被视作地方营商环境好的具体表现。
但进一步分析不难发现这里头的逻辑问题，如果说企业家动辄需要找领导干部才能办成事，那说明制度化途径的失灵。更何况，能找领导干部的企业家，毕竟是少数。很多创新型组织的“理工男”不善交际，只想搞技术，不想玩情商。
现代经济是预期经济，一个好的营商环境应该可提供一种稳定感。有人将其归纳为“三可”——“可把握”，规则清晰明了，让人一看便知；“可依赖”，只要依规办事，就能心无旁骛；“可预期”，新官要理旧账，换届不搞翻转。
这样一种统一开放、公平公正、诚实信用的营商环境，本质上依赖于制度建设的完善。这个意义上，“有求必应”要成为一个索引，政府部门在接诉即办的同时，举一反三、查缺补漏，进而完善制度，通过解剖一个问题推动解决一类问题，让更多企业不必为同类问题而困扰。
总的来说，优化营商环境的正确方向，应当是“一高一低”，即有问题时保持高回应性，没问题时保持低存在感。这种“后台运行”的自觉，需要长时间的积淀，而且必须落实到方方面面，最终以服务型政府，推动实现“万类霜天竞自由”的火热发展景象。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
